首页读李瑞英记者访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韩庆祥《构建和谐社会要重视能力建设》一文有感而议
民建会员 吴蕴今
刊载于2007年3月 27日光明日报9版上《构建和谐社会要重视能力建设》一文，我读后想谈点个人的看法。这篇文章是记者李瑞英对韩庆祥教授的访谈。
韩庆祥教授写的文章我读过好几篇，他从哲学角度来研究人，成为一门学问，“以人为本”也就有了理论依据，对政治上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也就有了明确的交代，就不至于使人昭昭，对一些干部来说仅把以人为本作为口号来唱，在行动上依然故我。所以我觉得他的文章既与时代紧跟，又与政治密切配合。读他的文章，使我觉得心明眼亮，我认为这样的哲学研究才能使哲学真正走向社会，成为一门可操作的知识，能成为服务社会的工具。
人们往往都把哲学看成是高深莫测的学科，那是一些学者把它过分抽象化的原因。哲学是以抽象的概念来表述问题的，但不能抽象到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学科不为大众所接受，大众接受不了的学科，它能有发展的前途么？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当然，以往学者也把哲学与实际相联系的，如他们常常在新的政策出台后，紧跟对政策作出解释，我认为对政策作解释也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如果一门科学仅仅起到作为另一门学科的解释作用，那么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步其他学科的后尘，而不可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因为政策本身是从社会问题中概括出来的政治理论，它要执政者去实施的原则，那么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只能为政策理论原则作解释呢？毕竟解释原则不等于实施原则。关于原则，我理解的是指法则或标准，那么每门学科都应该有它的标准，哲学的标准难道与政治标准是同一个标准吗？这是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在记者李瑞英向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韩庆祥教授访问而写的《构建副和谐社会要重视能力建设》一文中，它的第二自然段里韩庆祥说：“人们在学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精神时，往往从执政角度理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从“能力思维”角度理解其意义却不够。而从哲学角度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意味着把能力原则引入党的建设和执政理论，用能力原则扬弃权力原则。”
以上韩庆祥教授的这段话告诉我哲学强调的是“能力”，而执政强调的是“权力”。能力原则与权力原则是绝然不同的。我想共产党在当今时代要的是有能力思维的党员干部去掌握权力，而不是希罕有干部反复去解释出台的政策。长篇大论大谈党的新政策，却不见有工作的新进展。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毕竟能力思维与解释政策其两者思维方法是不一样的，前者能力思维必须是能理论联系实际，去解决实际具体问题为前提。而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要解决实际层出不穷的矛盾，必须要求这种思维既是能符合时代特点，又是能具有可操作性的类型性思维（指既能自如又符合规范思维方式）。仅停留于纯概念的理论，是难能应付的，这是为什么如今社会矛盾成堆，有学者指出，今天社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就是滞后，这就是党中央向干部们指出的要有忧患意识其理由所在。
哲学讲的是能力，执政讲的是权力，没有能力的权力开展不了党的发展事业。这是社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那么只会写大文章却没有切切实实的执行政策的行动，这问题又在那里呢？这又是我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实际，懂得政策不一定能执行政策，或者说那些长篇大论的解读政策的文章不一定是作者本人的观点，现在不少文章都是似相识，却又不相同。至所以相似，因为都是出于同一种思维方法，那就是就其纯概念推理，这种推理的思维方法，形式上也有它的逻辑性，所以能成为一篇文章，实际其社会功能很不足，只不过说明作者个人的知识，并不能启动别人的心智，起到社会应用的功能，这是为何这样的文章刊出后，不会引起别人去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没有了这个环境）类似这样的文章往往又是集体名义出现，个人执笔，给人感觉它更有权威性，有不容质疑的架势。因那些文章分析方面有所不同，而思维方法相同，所以观点也近乎类似，使我读后常觉得很多文章雷同，说他们互相抄袭观点也不过分。
我认为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作文者，其文章应该多一点辩证逻辑内容，能引起大家争鸣，这是繁荣科学文化的关键，也是倡导和谐文化的前提（指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达到和谐状态）。韩 教授在记者对他的访谈中也提到应注重内在实力的功能思维。他指出：“党要胜任历史方位转变后的新使命，就必须注重提高自己的内在实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我认为他的看法很有对时弊的针对性。
韩庆祥教授提出的思维方法是从哲学的人学角度，而不是从解释政策的政治角度，因角度不同阐述问题也就有了新意。这显然与那种解释政策的思维方法不同。这里韩教授帮我解决了一个问题。我原来认为哲学与政治不同，但又知道他们是有联系的，可我说不清不同在那里，两者有联系又在哪里？韩庆祥从“执政角度”又提出“能力思维角度”这两种角度来分析之间的不同，又把它们放到与当前的知识经济背景下一起来关注，这使我明白了其中的关系，相同的是共产党执政者与执政的对象都是人，他们都是党培养的干部，不同的是，党所培养的干部有着不同的能力思维（有能力思维的人不一定在执政位置上）。在执政位置上也不一定有能力思维，没有能力或有能力，甚或不同的能力思维，决定着他们的执政能力水平的高、低或有、无。这样分析使我明白了权力与思维的不同，可所有的干部都是在党的教育下得以成长。这样的干部（搞经济的）与那样的干部（搞人文的）之间都有联系，但大家都必须具备思维能力，这就比笼统地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具体得多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党的指导思想，在所有不同层面上执政的干部，他们不一定都是具备哲学思维能力的干部。我们总不能担保说，我们的干部都是在正确的优胜劣汰遴选干部的制度背景下产生的，何况我们的时代处在历史方位转变阶段。我想如果执政党，所培养的干部，不从哲学能力思维角度对他们提出要求，或对他们执政能力有所考核，那么他们对自己放松学习完全有可能；如果干部不能自觉从哲学与人学的角度去要求自己，没有意识到时代发展的紧迫感，也没有从人学的情感去体验民本思想，从而产生对解决群众疾苦的责任心，那么干部从“权”的角度强调自己的力量，无限扩张个人的权力，这必然也是一条规律。
权力，胡主席一贯提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但我们任何一个群众都可以列举身边的有些权力者，他们在利用权力，为个人，大开图个人利益方便之门。所以我认为“能力思维”一天不在权力执政中强调，权力的异化就不是不可能。温总理最近也提出警告：水可载舟，也可复舟。有人也提出权力也是柄双刃剑。党中央也告诫党的干部要有忧患意识。看来党中央对干部们政治上的要求，正倍加关注着。
韩庆祥提出历史方位转变后的党的新使命，我想新使命，要求执政者更要有学习新知识，改变新思维的紧迫感。然而我看到有些在执政地位的干部，他们的着眼点不是在学习新知识，改变新思维，即他们能自觉使自己的思想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相反他们着力就外在形象上，赶时髦、学时尚或相互攀比政绩。我看到报上指出，不少大学无限扩大招生，向银行大量贷款，相互攀比规模而不在办学质量上下功夫，我认为原因都出在执政能力方面没有强调执政者的能力思维标准，以上种种现象就使整个社会思想处于浮躁状态。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要靠知识来推动。在当代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思维能力是衡量知识的唯一标准，可现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思维能力很差，问题就在整个上层建筑，就如韩庆祥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十分重视能力建设。比如，人们在学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精神时，往往从“执政”角度理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从“能力思维”角度理解其意义却不够”。这段话虽指的是制度上层建筑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教育同样也是上层建筑而且是上层建筑的首选。我们是教育系统的排头兵，我们对此更应该有思考存在问题的责任。
我认为强调权力原则，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是重视官本位。市场经济也是知识经济，从这点来说，相互的竞争是知识力量的竟争，所以应该重视人才，即对人才思维能力的培养。人才，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竞争决定胜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现在学校培养的人，他们的头脑注意力都指向物而不见人，不见人岂能对他们有所期望？。现实社会物欲横流，官本位突出，此等状况人们并不陌生，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以来，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认为记者李瑞英对韩庆祥教授的访谈，很有值得讨论的意义。我首先是一个参与者。
提到讨论，我又觉得好像当前人们已习惯各说各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成了唱唱高调而已。为什么呢？我想思维的习惯势力很强，思想成了套路，他们权力者又是思维的权威，就很难走出这个套路，这又是权力所导致。究其源显然就是权力与思维能力之间的矛盾存在。但我想社会必然要前进。韩庆祥指出：能力思维理念与公正理念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想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公正、公平方向发展（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必然）；建设一个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也是几代革命者的意志，后继者岂能踌躇？我想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对记者对人学研究者的访谈，以及我的读后感所参与的以上讨论，也能有所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