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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而作
民主建国会会员 吴蕴今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65年了。回忆往事，一切仍那么清晰。
抗日战争爆发七七事变，我记得的事件，那时我们逃难。我是嘉善县人，一九三八年“八一三”日本侵占上海，后大举进攻江浙，嘉善沦陷，我那时才三岁，我们逃到农村住了一年，三岁时的生活我还记得，是因为我当时就学会记忆，在不断回忆中保留的。第二年我们在我舅母的关照下回到县城。
我记忆中，日本兵的横行霸道，比如我们走到岗亭他们站岗前，要我们向他们敬礼，不行礼，他们端起刺刀吓唬我们。到了我上学年龄，我记得日本兵住到我们学校，我们就要停课，我还记得我们的老师也都是从别处逃难来的，他们是苏北逃难来我们县教我们书，都带着苏北口音，都是团队形式来的。我记得本地教师差不多都跑了，不跑的都是当地家庭有背景，日本兵也奈何不了他们的人。逃难来的那些老师很刻苦也很耐心教我们，我记得我们的小学校长很瘦，工资不多，他说“粥要煮得稀一点”，曾被我们小孩子学着他的口气模仿，可见那时知识分子的苦难生活，后来听说就死了，其实他病得很重还在工作。我们也常听到日本兵把大的女孩子抓到他们的俱乐部。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一个大表姐就是被强奸而自杀的。那时候我不懂他们为何要抓大的女孩。回忆沦陷的嘉善县，当年整个县城是冷冷清清的，街上行人很少，城里只留下了妇女与小孩。
我的一个过继的远方伯父是汉奸，是日伪维持会长，他把日本宪兵打人的刑场设在我们家的大厅上，其实他自家的房子比我们更大，可他就是要把日本宪兵的一审讯处设在我们大厅，白天由一个不大的小男孩看守着，因为那个小男孩找我玩，我去过那里。那里墙上还挂着地图，地图上用小旗插着做标记，因为我觉得好奇，所以印象很深。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听到日本宪兵把抓来的人，进行毒打，那惨叫声我还记得。我们家的大厅是和我们住的客厅隔了一个过道和一个天井，他们白天不活动，经常是晚上带人在那里审问和进行毒打（他们另从大墙门出入），因为都是晚上进行这些活动，所以每逢他们抓到人审讯时，我们总是在恐怖中度过，虽然我们住的堂楼与那个厅相隔有点距离，但夜深人静时刻，那种惨叫声是相当恐怖很清晰。有次我还记得他们抓了个女的，因为第二天我们看到在那个厅的傍边小屋的紧闭窗户上挂出一件湿淋淋的女人上衣，那是灌水弄湿的，不堪回忆…….。顺便交代一下，我们是墙门有厅有堂的大户，那是我祖父留下的。他是本地清朝的举人，是清政府赐给举人的财产，也是个官僚门户。一进那墙门挂有一块匾：两个大字“文魁”，一旁注有第十三名等字样，据说是个监考官，因此我母亲一直称是书香门第。所以第三代的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其中三人都从事教育工作，这也算得上是文化的必然传承。
日本兵到处抓差，大人都跑了，就抓小孩为他们干活，我记得有一次日本兵要求我们每个小孩要为他们交去六斤干草，那年我才七岁，于是不得不跟着我十二岁的哥和九岁的姐去我舅妈家的桑树园里去拔草。要求六斤晒干的草，我记得我们是用小手拔的，用块布包着在上交时称分量，怕不够再要去补，心理很紧张，因为那时正值酷暑。我还因为拔草中了暑，紧接着得了一场大病，当时没钱看病，说是得了伤寒症差一点死了。因为大病一场，为此我休学半年。一场大病使我的头发都脱掉了，因为光头，我也不肯去上学。但后来我还是跟班上了学，由此差了半年，所以我的成绩后来一直没跟上。我的期末学习成绩单上，数学经常是红灯，为此我没有被家长少打。我母亲对我们家教很严，因为她自己也是在她母亲，即我的当私塾老师的外祖母管教下，会熟读唐诗三百首，还是最早进女子师范读书的先期女性。在她影响下，我们每人都懂得努力学习，尽自己人生的一份责任。
我的舅父是抗日的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爆发，我父亲和我三哥就跟着我舅父到浙江天目山去了。不过我父亲跟随去不是什么抗日，他仅仅是听从我母亲的意见去躲避。在沦陷区，男人是不得安身的，他也为混碗饭吃，因那时我们姐妹六人都在读书，经济拮据，都是靠舅母家接济，我舅母是经营蚕种场的场主，是个女强人。当年国民党在天目山成立了浙西行署，许多抗日爱国之士都聚集在那里；我的另两个哥哥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没有回家就直接随着学校到后方云南、贵州去了。后来我知道我大哥与二哥（二哥与我们一起逃难去了乡下，回县城后马上离开去了西南）分别在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求学，所以家中只有母亲与比我大五岁的四哥，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及我。我们四人实际在我伯父的汉奸淫威下被欺负，是他把日本兵引进到我们家的前厅，是他建议日军把审讯地点安排在我们家，他为日军出主意，对爱国者逼供拷打的场所设在我家，这是我伯父对我们威吓，他知道我们的舅父和我的哥哥们和父亲都在后方，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孩不是他的对手。当时我们可不知道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厉害关系，这是后来随着历史的事实，我才明白的。
抗战胜利后，我舅父、父亲和大哥先后回到上海。
我一九四六年第一次见到我的大哥，那时我已经十一岁了。
一九四五年我还记得在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是在嘉善县的陆军操场上举行，那里搭了个台，我看到父亲在哪里打杂、张罗，可我舅父则是个与县长并肩落座在台上的主要人物。他很受大家敬重，可能他就是嘉善县文化人的一面旗帜，特别是他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抗日决心和行动。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解放军的光荣榜牌引着锣鼓声簇拥着进了我们家门，我们才知道原来我大哥是解放上海的地下党的一员，是上海解放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一成员，参加接管上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汪道涵的秘书，当时是在华东工业局，我想凡学机械的有识之士都熟悉他的名字吴恕三。而我舅父张天方则是地方上的民主人士，是抗日的爱国名士。
应当指出舅舅与外甥同走一条爱国之道，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中国历史文化中酝酿着爱国之情，深深地影响着旨在献身科学的人们。他们被文化影响着而踏上同一条道，即知识分子热爱科学之道。
去年，我表妹把一本2009二月出版的《嘉善文史》送我，我才更多地知道我舅父抗日爱国的行动和斗志，我才知道他们去浙江天目山的抗日具体活动。我舅父是个当地闻名的抗日爱国知识分子，是留法博士、教授。在嘉善县，我舅父张天方，是赫赫有名的人士，他和柳亚子是好友，喜欢学写律诗，受柳亚子影响比较大，这些不是我母亲告诉我的，而是从嘉善县办的文史杂志上看到的。对于我舅舅，过去我只知道他是个名人，其它不曾关注，因为我从五一年就离开了嘉善，后再没有回去过。现在想来，他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是一位跨越时代的爱国的知识分子，有知识，有爱国心，有民族志，他从清朝到民国，直至解放后一九五一年被选上嘉善县、嘉兴市、浙江省的人大代表，最后岁月，他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带研究生；他是嘉善县屈指可数的文化名人之一。
牢记历史，回忆历史，从我的家庭成员和我的社会关系上，也可看出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这些历史记忆其实潜移默化也在影响着我们这一代，所以我也懂得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必须头脑清醒地选择自己的道路。
牢记历史，珍爱和平，继承我舅父和我哥哥们的志愿，选择爱国，爱党的事业，走民族振兴之路是我们必由之路，也是唯一之路；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知识分子应该一代接一代，做出我们的一份努力，去开创我们民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