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构建和谐社会
民革北师大支部 万建中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释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内涵和今后十来年具体的奋斗目标。这一奋斗目标实际上是老一辈革命家们政治理想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创新。孙中山先生就曾提出了和谐的社会观。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下面我从5个方面谈谈孙中山先生的和谐社会的思想。
首先是“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
孙中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毕生致力于此。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据刘望龄教授辑注的《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在他收录的299件遗墨中,题赠“天下为公”的有40件,占所辑遗墨总数的14,7%。可见,中山先生对大同向往之深,追求之切。孙中山不仅把“大同社会”作为一种追求目标,而且作为一种责任。在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指出:“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的结尾,孙中山先生谆谆教导国人:“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孙中山的“大同”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主张里。在他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并且认为‘、“共产主义”亦即“大同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级,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孙中山提出了大同社会一些具体设想: “(一)教育: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二)养老:设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其天年,则可补贫穷者家庭之缺憾。(三)病院:设公共病院,贫者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虽然孙中山所谓未来的“大同之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但是孙中山将“大同世界”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在当时有助于人们去追求一个理想与幸福的社会,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其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的种种幸福,对于今天我国在建构和谐社会过程中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仍具借鉴意义。
二是两个文明建设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他指出:“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主张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建设国家。
在两个文明的关系上,首先,孙中山认为物质文明是基础。他提出欧美较近代中国先进的仅是物质文明,他主张要建设超欧美的物质文明。因此,他认为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是首要任务,迫在眉睫。为了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孙中山通过对我国地理和经济的仔细考察、研究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建国方案和规划蓝图,拟定了《实业计划》。在实业计划》中,他主张大力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使生产实现机械化等。其次,他主张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孙中山十分重视“心”对物的作用,在《建国方略》中他,将“心理建设”置于《建国方略》的首位。孙中山认为:“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创造性地提出: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进行“心理建设”,以“改造人心”,打破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新观念、新意识。
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可供两个文明生存的沃土,孙中山两个文明同步建设的创意没有实现。但是他的两个文明同步建设思想给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富有启发意义。
三是全国各地经济均衡发展
孙中山先生非常关注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问题,他说:“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凋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之虞,凋零之区物产无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图强之道。”要发展中国经济,兴办实业,就不能不考虑到内陆边疆的开发问题。
为了使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孙中山特别强调开发内陆边疆地区。孙中山认为“富国之策自扩充铁路始,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以铁路多寡而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以铁路之远近计之”。在孙中山看来,要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首先必须改善交通,而最重要的莫过于铁路建设。1912年孙中山提出修建3条沟通全国的铁路干线:(一)南路:起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达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由此可见,孙中山主张修建的3条铁路干线,都是着眼于改善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以利于开发大西南、大西北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现在西藏终于通了铁路,可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孙中山的区域共同发展现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是防患贫富悬殊、两级分化
在孙中山看来,欧美“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贫富之悬隔”甚大。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孙中山指出:“西方各国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孙中山主张防患未然,避免贫富悬殊的流弊或恶果。他强调:“中国应当设法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那种贫富不均,防止少数富人专利,防止垄断资本家的产生”。他说:“民生主义的事实,最要紧的是均贫富”。因此,孙中山非常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协调,以避免中国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
在防患贫富差距的同时,孙中山深切同情广大贫苦劳动人民,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为广大人民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使广大人民普遍过上幸福生活。孙中山认为,人民的生活,最主要的就是食、衣、住、行四个方面。他指出:国家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
孙中山的防患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的和谐社会观在调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今天贫富差距的问题的解决也具有参考的价值。
五是主张祖国和平统一
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台湾问题,早在创立“兴中会”时,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1912年,他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 可见,孙中山祖国统一思想是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领土统一。
在统一祖国的方式上,孙中山明确指出:谋求国家统一只有用兵力去征服和用文治去感化这两条道路,也就是只有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种方式。孙中山深知,兵戎相见,人民就会遭殃,自辛亥革命失败至逝世,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斗争,试图以武力手段,推翻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统一中国。但战争难免要造成社会动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在进行武力统一的同时,孙中山从不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
1912年孙中山的退位和北上,是他以和平方式争取祖国统一的一次重大实践。他先是以自己的委曲求全让位于袁世凯。不久又发表北上声明,他强调:“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决不宜为鹞蚌之,否则,正遭受内力日竭和外患日逼的中国只能陷于内乱和分裂”。这充分体现了他以和平方式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基本理念。1924年10月,冯玉样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抱着病躯,毅然北上,以谋中国之和平统一。直到逝世前一天,孙中山还在病榻上说:“我此次放弃两厂来北京,是谋和平统,我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建设统一新国家。”可以说,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孙中山的和平统一思想内容丰富,见解深透。然而,时代、阶级和个人的局限性使其难免有些不足之处。但是其和平统一思想为今天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提供了启迪和借鉴。